6、黨的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等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基本上統一了全黨思想。對中國革命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7、古田會議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決議案》等8個決議案，系統回答了要用無產階級思想建黨、建軍的一系列根本問題，確立了要把黨的思想建設放在首位、加強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等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不僅在紅四軍得到貫徹，也逐步推廣到其他各部分紅軍，對以后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習近平在古田主持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確立新時代政治建軍的方略。兩次會議一脈相承、精神相通，在黨和軍隊建設歷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義。

8、通道會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通道境內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建議放棄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方針，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得到與會多數人的支持。12月13日，紅軍轉兵西進貴州。通道會議是中央紅軍長征后第一次召開的重要會議，從危機中挽救了3萬多中央紅軍，為黎平會議和以后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基礎，開始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對紅軍的領導，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形成思想自覺的開端，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走向組織成熟的開端，拉開了長征偉大轉折的序幕。

9、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尖銳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逃跑主義的錯誤，得到與會者多數同意。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全黨的統治，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成為中國革命和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10、瓦窯堡會議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瓦窯堡會議）。根據共產國際七大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總方針，會議討論了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問題、軍事戰略問題，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這次會議是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全民族抗戰興起過程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它表明黨已經克服“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開始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