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五卷收入了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間的重要著作，其中關于“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專題是研究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文本。從黨史角度梳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是深刻把握“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這一時代命題豐富內涵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入研究《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五卷、學理化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應有之義。

歷史邏輯：中國共產黨歷史自覺的傳承與發展

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底色的文化主體性。“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歷史自覺。

在內憂外患、各類思潮激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面對“中華文化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毛澤東同志提出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指明了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性質和方向，“民族性”正是新文化的基礎特性。他還強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很重要的幫助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進一步強化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性。1949年9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鄭重宣示，“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其后，他以這段話為《新建設》雜志創刊號題詞，充分彰顯了文化建設在他心中對未來新中國建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同志將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升到了促進中國發展、振興中華民族的高度，認為民族振興“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將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擺在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強調“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將文化提升到“道路溯源”的維度。

中國共產黨人強烈的歷史自覺，激活了中華民族“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并一直在實踐過程中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毛澤東同志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個結合”，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進行了深刻總結。馬克思主義為重構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指明了前進方向；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進。總之，“兩個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由此形成的新文化，則成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理論邏輯：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批判和對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發展

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得到凸顯，國家認同就有了堅實的文化基礎，中華文明就更具自身的文化特性。

批判西方現代化理論，為闡明中國道路的文化底蘊提供支撐。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在經濟和軍事領域暫時領先，“西方中心論”甚囂塵上，鼓吹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典范，甚至將“現代化”與“西方化”畫上了等號。一些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模式，絕大多數陷入經濟發展停滯、社會政治動蕩的困境。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則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要理解和踐行中國道路，就必須理解中華文明，深刻把握“中國道路”的文化底蘊，破除“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從歷史發展中構建起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使我們能夠自信自立看待中華文明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為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發展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提供精神支撐。

弘揚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為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提供支撐。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基于唯物史觀，強調文化是社會實踐的產物，具有階級性、民族性、繼承性與創新性等特征。中國共產黨弘揚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化觀，不斷推動人民愿望的實現與社會進步，重視研判社會發展階段，從而實現話語創新。從毛澤東同志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到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再到習近平總書記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當代中國的最大國情、最大實際”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相統一，中國共產黨通過準確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定位，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觀，以中國行動豐富了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進而發展了與之相適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從而，構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的內在邏輯，在“兩個結合”的生動實踐中，賦予中華文明旺盛的生命力，彰顯了中華文化的風格與氣派。

實踐邏輯：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與深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正形成于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偉大實踐中，并伴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深化而更加高揚。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從“以蘇為師”到“以蘇為鑒”，從“實行改革開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國共產黨借鑒了其他國家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得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國情的鮮明特色。這一歷史經驗表明，如果不從文化的主體性、文明的獨立性角度來看中國，就難以真正理解中國，也難以真正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立場，審視本國歷史和文化，成功激發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既保持了文化基因的連續性，又令其擁有了新的時代內涵，匯聚起強大的民族凝聚力。

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辯證統一的。在一定歷史時期內，西方在現代化方面曾經取得顯著成就，卻很快暴露出貧富差距大、物質主義膨脹、肆意挑起戰爭等弊端。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支撐，為世界提供了和平發展的“中國模式”。正是因為擁有堅實的文化主體性，中國能夠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定力，能夠在紛繁復雜的世界中保持自身立場，能夠為全球治理貢獻獨特價值，形成“中國理念”和“中國智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傳遞了“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立足于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以我為主，又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兼收并蓄，賦予了中華民族參與全球治理的文化底氣和話語能力。

（作者系湖南省委黨史研究院副院長）

《湖南日報》（2025年11月2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