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繼承和弘揚老一輩中國共產黨人開創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毛澤東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主要創立者，深入考察他實事求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形成過程，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實事求是的思想內涵和實踐要求，具有重要的意義。

毛澤東生長、求學在湖南，躬行實踐、崇尚實事求是的湖湘文化傳統和湘學士風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他真正將“實事求是”這一傳統考據學命題，改造升華為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認識論、方法論，是他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并投身革命實踐之后。實踐是思想之母。探討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源頭和形成，必須重視考察他早期在湖南的革命實踐活動。湖南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毛澤東早期的革命實踐活動主要是在湖南，他在湖南這塊土地上探索、思考，不僅獲得了對中國革命諸多正確的思想和理論認識，而且形成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建黨時期：從一心“修學儲能”到“研究實事和真理”，探求社會改造實際辦法的根本轉變

毛澤東十七歲才走出鄉關，接觸外部世界、接受系統現代教育要比同齡青年知識分子晚一些。他考入湖南一師讀書后的自我設計是：一心修學儲能，苦學礪志，做有益于社會的人。因此，他重視修身，博覽經史子集，努力從傳統文化中吸收人格修養和智慧。這同傳統優秀士子似乎沒有大的區別。但隨之而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建黨，成為他人生觀、價值觀轉變的階梯，而這種轉變的關鍵則在于他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方法和途徑的嬗變。

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他感受到“尚動”“主變”的時代特點，并開始注重社會實際，認識到“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需要加以改變。怎么改變呢？他循著初期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強調主觀觀念和精神的作用，認為主要要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變國人的思想。學生時代的毛澤東，雖然同許多杰出人物的早年一樣，在思想進步道路上沒有避開唯心主義的影響，但他把改造社會人心、匡世濟民作為出發點思考問題，表現出強烈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可貴意識和求變、求新的探索精神。

五四運動對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五四前后，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同許多同時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年輕人不一樣的是，他沒有選擇到國外去“喝洋墨水”，而是堅持留在國內，對“中國地盤”加以切實的研究。由此，他著重從精神方面探討“大本大源”問題，轉向對社會現實問題的研究，關注的焦點轉向整個社會的改造，開始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觀察社會歷史，明確表示今后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研究實事和真理”。這句話，離“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命題已經很接近了。與此同時，他從俄國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實際，看到人民大眾在改造社會現實運動中的巨大力量，提出了“民眾大聯合”的思想主張。

再杰出的人物思想發展都不會是一條直線。同五四時期許多人一樣，青年毛澤東也曾嘗試用改良的辦法改造中國社會。比如，他曾經提出在岳麓山下建所謂“新村”的計劃，與人一起醞釀發起“湖南自治”運動等。歷史注定，他必須經歷一次更重要的思想嬗變。五四運動后的社會現實，使他認識到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他在就中國建黨問題同蔡和森的通信中提出：社會改良的辦法，“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岸韲降母锩菬o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這是毛澤東從歷史和現實實際中得出的結論，是他經過反復比較后作出的判斷。這是他在社會革命觀上的根本性變化，也是他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根本性變化。正是在同蔡和森的通信中，毛澤東明確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

國共合作大革命時期：在湖南領導和考察農民運動，形成對農民問題等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正確認識，并且開馬克思主義調查研究一代新風

黨在建立初期，對于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社會，一時不可能拿出具體的方案。對于如何解決中國革命遇到的一個個重大問題，不可能有現成的預案，只能在實踐中探索。

國共合作之后，毛澤東同時在中共中央和國民黨內工作，親身感受到國民黨只重視軍事運動，輕視工農運動；而共產黨的主要負責人陳獨秀關注的是推進國共合作和城市工人運動。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很弱小，黨在建黨初期領導的工人運動大都陷于失敗。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主要依靠什么力量的問題提了出來，毛澤東把目光投向了農民運動。他出身農民家庭，對農民當然很熟悉，但對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這個階層在中國革命中應處于什么地位，還要到實踐中去尋找最真實的答案。他回到家鄉韶山從辦農民夜校開始，建立農民協會，發展農民黨員，建立黨的支部，發動組織農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經濟斗爭，全過程地領導、組織了一次農民運動。他后來回憶說：“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中間的階級斗爭的程度”，這次回韶山后，才體會到“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斗性”。帶著這樣的經驗和體會，他在隨后撰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中國農民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等文章中，批評黨內“忘記農民”的右的和“左”兩種錯誤思想傾向，指出農民（即文中講的“半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最廣大的同盟軍”“是我們真正的朋友”。后來，他進一步明確指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這實際上是回答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主要依靠什么力量的問題。這是來自實際和實踐的正確認識。毛澤東在黨內不是首先提出農民問題者，也不是最早從事農民運動者，但他毫無疑問是第一個從理論到實踐對中國革命這一基本問題給予正確回答者。他在這一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超越了同輩人。

即使是從實際和實踐中得出的正確認識，要獲得全黨的認可也是很不容易的。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展，湘、鄂、贛三省出現了農民運動的高潮。而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更加突出，認為民眾運動會導致聯合戰線的破裂，批評湖南農民運動“過火”“幼稚”。毛澤東感到自己對農民運動的廣度和深度的情況了解把握不夠，還不足以據之反對黨內存在的右傾錯誤，決定對廣大區域的農民運動進行實地考察。這就有了他在1927年初歷時一個多月、范圍達五縣的湖南農民運動的調查考察，和他所撰寫兩萬多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考察報告列舉大量來自實地的第一手材料，充分說明了疾風暴雨般的農民運動沖決一切羅網的革命意義和廣大農民“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的革命性，深刻揭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尖銳地批駁了中共黨內對農民運動的指責和國民黨對農民運動的攻訐，使一切對農民運動的鄙夷與污蔑都顯得蒼白無力。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不僅凸顯了實事求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而且開了黨內調查研究的一代新風。瞿秋白在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作序言中說：“中國的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前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的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成為黨的歷史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調查研究的典范；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至今仍不失馬克思主義調查研究的基本文本意義。

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在湖南領導秋收起義，從實際出發，探索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開端

大革命失敗后，探索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以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重大課題。八七會議開完后，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瞿秋白要毛澤東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回答：我不愿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好漢。一年多前，他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時的那種脫離實際的壓抑感太深了，他要求回到湖南去領導湘贛邊秋收起義，投身武裝斗爭的實踐。八七會議雖然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但是實行這一總方針，面臨許多從未有過的新問題需要解決，黨又十分缺乏經驗。毛澤東回到湖南后，首先是在楊開慧家鄉板倉對大革命失敗后湖南社會情況和群眾心理狀態進行調查研究，了解到工農群眾對國民黨政權和國民黨的軍隊的看法完全改變了，了解到廣大農民要求全盤解決土地問題的訴求更加強烈。在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他對發動組織湘贛邊秋收起義提出了鮮明的主張，可以概括為打出四面旗幟：一是打出共產黨的旗幟，不再打“左派國民黨的旗幟”，“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脫離關系”；二是打出工農革命的旗幟，組織工農革命軍；三是打出土地革命的旗幟，“沒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財產”“滿足農民的需求和需要”；四是打出蘇維埃的旗幟，即“組織工農兵蘇維埃”。這些主張，不僅大大突破了南昌起義的做法，而且突破了八七會議的有關規定，是來自實際的真知灼見。瞿秋白肯定說：“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鼻锸掌鹆x盡管由于敵我力量懸殊而失敗，但毛澤東的這些思想主張，后來成為黨領導土地革命戰爭一直堅持的基本原則。

武裝斗爭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之后，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先在城市發展還是先在農村發展的問題。這實際上是中國革命應當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更需要在實際和實踐中找到正確答案。在秋收起義嚴重受挫已無法實現攻占長沙的原定目標的情況下。毛澤東不顧堅持“城市中心”思想的中共中央的命令，毅然主張并決定放棄進攻長沙，率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這無疑是符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實事求是的正確抉擇。毛澤東將秋收起義部隊帶上井岡山，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出了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第一步。之后，毛澤東不斷總結建立廣闊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逐漸形成了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完整的思想、理論，同時他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在整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堅持同黨內脫離實際的“左”的錯誤傾向作斗爭，使實事求是的思想日益為黨內所接受，為在延安時期將實事求是確立為黨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作者：楊勝群，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

來源：《新湘評論》2025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