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現代中國社會特定的歷史政治空間，是承載中共黨史活動的“容器”和平臺，是深入理解黨的全部歷史的一條重要線索。黨史物質空間隱含著豐富的黨史信息，其建構、消失、發揮作用和形態變化，體現著特定的黨史邏輯。黨在地理空間上的變化展現為“黨組織活動區域的流轉與擴展”和“區域社會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的變遷與發展”，而實現地理空間上的變化，必須克服地理距離、信息距離和運輸條件等障礙。城市與農村之間進行的空間戰略選擇與布局，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黨史活動原有的展開路徑與模式，衍生出了全新的黨史發展軌跡。

　　關鍵詞：空間思維；黨史研究；物質空間；地理空間；空間戰略

　　空間思維是指能夠突破點、線、面的制約，從立體角度去全方位思考問題的方式。政黨作為現代化的社會政治組織，既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歷史空間，也在不斷拓展或“生產”符合自身邏輯的社會歷史空間。空間因素天然地嵌入到了政黨歷史的每一個角落的事實，強烈地要求我們在政黨歷史的研究之中，必須具有空間思維。科學認識空間因素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中的邏輯地位，進而把空間因素納入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視野之中，對于我們深化中共黨史研究，進一步探尋中國共產黨發生發展的歷史規律具有重要意義。運用空間思維去理解中共黨史，進而開展黨史研究，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展開：一是黨史物質空間的興廢繼替，二是黨在地理空間上的流轉變遷，三是黨的空間戰略的選擇調整。

　　一、黨史物質空間的興廢繼替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物質空間隱含著豐富的黨史信息，其之所以建構、消失、發揮作用和形態變化，都蘊含著黨組織生成和發展的特定歷史邏輯。離開了物質空間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只能是脫離了現實的抽象的空洞的歷史；也正是因為有了多姿多彩、源源不斷的物質空間的興廢繼替，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過程才呈現為絢麗多彩的歷史畫卷。

　　一是通過黨史物質空間的建構去理解黨的歷史。特定黨史活動內容要求黨的物質空間按照其存在邏輯展開建構。黨史物質空間的建構大體上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通過對自然空間的改造，使原有自然物質空間呈現為開展黨史活動所需的空間形態。譬如，韋拔群1925年夏天從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結束后，回到自己的家鄉廣西東蘭縣創辦的廣西農民運動講習所(今列寧巖)，位于東蘭縣武篆鎮東南4公里的拉甲山半山腰一個叫“北帝巖”的天然石洞內，是一處天然大課堂。[1]這種將自然空間(巖洞)改造為開展黨史活動所需場所(教室、圖書室、宿舍等)的做法，在沒有合法斗爭環境的早期黨史上不勝枚舉，既是革命先輩開創黨的事業過程中篳路藍縷的真實寫照，更是黨的事業從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勢的“孕育空間”。

　　第二種是黨和政府領導人民群眾對自然空間進行改造，使原有物質空間呈現為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所需要的全新物質空間。這一情況通常表現為黨組織帶領人民群眾為改造自然、戰勝災害、改善民生而形成的空間存在形態。譬如，武漢長江大橋“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焦裕祿帶領蘭考人民為治理“三害”積勞成疾，現今大片風沙鹽堿地已綠林成蔭、糧棉兩豐；河南林縣人民經過十多年奮戰，在太行山上筑起“人工天河”紅旗渠，形成了一個涵蓋山坡、丘陵、梯田和盆地的完整灌溉網絡，徹底改變了該縣十年九旱的自然面貌；[2]而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的三峽工程，不僅以“高峽出平湖”的偉績改善了長江航運，更改變了庫區整個生產、生活和生態環境。與前一種黨史物質空間的建構多出現在革命戰爭年代不同，這種由黨和政府領導人民群眾對不合理的自然空間進行改造，使之形成符合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需要的空間建構，多發生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年代，生動地體現了黨史物質空間“執政為民、服務群眾、發展生產、改善民生”的建構邏輯。

　　二是通過黨史物質空間的消失去理解黨的歷史。很多物質空間以其消失而見著于黨史，黨史上物質空間的消滅同樣需要引起黨史研究者的注意。黨史物質空間的消滅至少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在特定歷史階段作為黨史活動的產物而得到建構的黨史物質空間，一段時間后因不再符合當時階段黨的建構邏輯而被消滅，如“大躍進”運動中風靡一時的公共食堂，在幾乎發揮了它的全部負面作用之后，很快就被解散了；盛極一時的人民公社，以天下第一社——嵖岈山人民公社為例，雖然延續了20多年才退出歷史舞臺，但“真正‘風光’的歲月最多兩年時間”。[3]二是作為革命活動或政治運動對象的物質空間在黨史活動中被消滅，如在“文革”初期開展的“破四舊”運動中大量建筑古跡被摧毀，寺廟佛像、故居墓廬、園林牌坊，幾無幸免，山東曲阜的孔廟甚至遭受毀滅性打擊。

　　三是通過黨史物質空間的作用發揮去理解黨的歷史。黨史物質空間一旦建構成型，又會在客觀上“對于其間將所要開展的活動”，“具有或多或少的指向性或規范性”。黨史物質空間在建構過程中注入了規劃者的特定目的和邏輯，“人們一旦進入或使用這個空間”，無論是黨員領導干部、共青團員、黨的積極分子，還是普通群眾(即便如埃德加?斯諾等來自西方的新聞記者)，也“不得不跟這個規劃邏輯進行某種有意或無意的對話”。[4]這種對話往往在文化意義或社會意義上給進入者以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某種影響或暗示。如上文提到的廣西農民運動講習所，韋拔群等廣西農運的早期領導人“按照廣州農講所的面貌來設置課程，進行教學”，[5]洞口拱門貼的對聯是“要革命的站攏來，不要革命的走開去”，講臺兩側的對聯為“地主豪紳把勞動群眾當盤中餐，勞動群眾把地主豪紳當槍口(胡著中“口”字遺失)靶”，講臺屏風上懸掛馬克思、列寧和孫中山畫像，[6]無論是置身其中學習革命理論的人，還是我們今天的參觀學習者，都直觀深刻地感受著革命符號的沖擊與洗禮。諸如此類的黨史物質空間設置模式遍布全國各地，如紅軍大學、列寧小學、讀書生活出版社、列寧團校等等，它們以自己獨特的存在形態，展示著中國共產黨光輝燦爛的歷史。

　　四是通過黨史物質空間的形態變化去理解黨的歷史。同一黨史物質空間在不同歷史時期，圍繞不同的利益選擇，往往會具有不同的建構邏輯；而不同的建構邏輯往往又是不同利益資源博弈實踐的結果。由于近代中國社會利益體系支離破碎，多種利益關系相互交織、博弈、錯綜復雜，屢見不鮮的“城頭變幻大王旗”在展示革命斗爭環境“混亂”和“多變”的同時，也暗示了其“復雜”與“殘酷”的另一面。在不同時期處于不同的利益鏈條之下的同一黨史物質空間，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態，體現著不同的建構邏輯。如民國十六年(1927年)3月北伐軍進入上海后，國民黨在龍華設立上海警備司令部(后改為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成為囚禁和殺害共產黨員的政治監獄；抗戰期間，龍華監獄的監禁建筑多毀于日軍炮火；上世紀80年代，在鄧小平、胡耀邦的關心下，上海烈士陵園先是將龍華二十四烈士殉難處辟為紀念地，90年代又正式籌建為龍華烈士陵園，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種截然相反的物質空間形態，呈現出的是黨史物質空間在殘酷的革命斗爭年代，圍繞不同的利益實踐展開的多條迥異的建構邏輯。

　　二、黨在地理空間上的流轉變遷

　　近代中國“變”的共相之下一個顯著特點是多岐性，“幅員廣闊造成了明顯的區域性發展差異，同時還存在著社會變動與思想(或心態)等具體面相的發展變化速度不同步的現象”，以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近代中國以京師和通商口岸及其影響輻射區為一方，以廣大的內地為另一方大致已形成從價值觀念到生存競爭方式都差異日顯的兩個甚至多個不同的‘世界’”。[7]中國共產黨主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最全面、最深刻的歷史變革，從繁華的國際大都會到偏遠的山區小村落，無不深受這一變革的影響，并以其實際行動處于這一變革過程之中。從地理空間變化的角度關注這一變革，是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任務和使命之一。黨史地理空間的變化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體現，在民主革命時期多表現為中國共產黨活動區域的流轉與擴展，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多表現為區域社會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的變革與發展。

　　一是通過黨組織活動區域的流轉與擴展去直觀地理解黨的歷史。作為一個社會政治組織，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同樣經歷了一個從小到大的歷史過程，在地理區域上也呈現為一個逐步擴展的進程，由最初的上海、北京等地擴展到湘、鄂、魯、粵等省，再逐步擴展到其他省份。當然，這一地理空間上的擴展絕不是直線前進的，而是經歷了大量的曲折與反復。在民主革命時期，黨史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變化所隱含的基本邏輯就是：面對強大的反動勢力，中國共產黨的生存與發展都須依靠人民軍隊的武裝護衛，二者甚至高度合一，因而黨組織活動的地理空間往往隨著軍事活動范圍的流轉和擴展而有所變化。當武裝斗爭開展得順利時，黨組織活動的地理空間往往能夠隨之由點到面迅速擴展；當武裝斗爭遭受挫折甚至失敗時，黨組織活動的地理空間也只能隨之流動轉移，原有地理空間的黨史活動只能要么轉入地下，要么遭到破壞。如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有力地拓展了中央蘇區黨和人民軍隊活動的地理空間，而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敗，又直接導致黨的中央機關被迫實施戰略大轉移，而留下來黨組織只能被迫轉入地下去“打游擊”，一部分能夠堅持下來，另一部分則被“破獲”。

　　二是通過黨和政府領導的區域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去理解黨的歷史。區域社會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的變遷與發展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黨史地理空間變化的直觀體現。近代中國社會最艱巨的任務莫過于中國社會由封建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型。“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實現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過程”，[8]然而，黨和政府領導區域社會的變遷與發展的進程并非完全同步，客觀上形成了變革發展程度上的區域差異。如上世紀50年代東北地區工業發展迅速，靠近蘇聯、便于取得蘇聯援助是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后東南沿海成為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很重要一個原因就在于政策允許其對外開放的時間要早于內地。再如，要徹底扭轉北京等大城市“越來越大”的大城市病，實現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協調發展，既要破除城鄉二元體制，也要徹底改變黨和政府長期實行的按照城市等級分配社會資源的傳統做法。

　　同時，黨史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變化并不是無條件的，而是要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來實現。“《水滸傳》中有位‘神行太保’，走起路來脫地有術。《西游記》里也有許多妖怪神仙，一旦騰身而起，一去就是幾百里。這些故事之所以值得大書特書，重點都在‘騰’與‘脫’。相形之下，常態之下人們的活動，多半跳脫不了空間架構秩序所形成的制約。”[9]黨史活動要實現地理空間的流轉同樣面臨著形形色色的“障礙”，概括而言有三個方面：

　　首先是地理距離障礙。長征時期紅四團只能邊打邊走，在一夜之間步行240里才能“飛奪瀘定橋”，馬家軍騎兵(騎馬)由于機動性好而給西路軍帶來滅頂之災，敵后武工隊在電視銀屏中已經騎上了自行車，而今人民軍隊的“騎兵”全部使用了機械化交通工具。再比如劉少奇1921年乘輪船和火車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在路上走走停停花了三個月，1949年乘輪船和飛機再次秘密赴莫只用了幾天時間。另外飛機的安全性也曾讓黨內高層們在選擇出行方式時非常頭疼，而日本新干線列車的“快”，對鄧小平下決心推動改革開放的意義不言而喻。

　　其次是信息距離障礙。紅軍建立初期只能依靠通訊員上傳下達，在第一次反“圍剿”中消滅張輝瓚師后(1930年12月底)繳獲的一部電臺和10名機組人員，才組建了人民軍隊第一支電臺報務組。1935年《八一宣言》先在莫斯科發表，又于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第10期上全文刊載，寄回國內后，到年底才影響到“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主要城市”，成為“一二?九”運動實際上的行動指南；到1936年春，“一些邊遠地區如海南島等地也看到了這個宣言”；[10]而莫斯科恢復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絡要到1936年7月。[11]1970年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成功發射，第二年全國電視網才初步形成，[12]至于手機、網絡、衛星電話在黨史活動中的逐步普及，不過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最后是運輸條件障礙。川藏、青藏、新藏三條公路建成通車極大地緩解了西藏對印度戰略物資的依賴，從而成為西藏平叛后中央對藏、對印決策的關鍵因素；[13]高速公路、鐵路網的擴展和延伸極大地加快了區域間經濟、社會的融合與發展。第一條長距離輸油管線(大慶至秦皇島)建成和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完成技術改造，都發生于上世紀70年代中期。[14]而汶川大地震后，由于地面道路破壞嚴重，重型機械設備很難到達救災現場，頻繁用于調運重型機械設備而立下赫赫戰功的米-26(世界上載重量最大的直升機)當時國內只有兩架，一架系哈飛集團2007年自俄羅斯租賃，另一架系震后從俄羅斯臨時租用。

　　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改善，曾經阻礙黨史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發生變化的社會歷史條件逐步消失，一方面極大地便利了地理空間上的流轉與擴展，給黨組織開展活動以很大促進，另一方面也給以后的黨史研究增添了更多“麻煩”——黨史研究者需要更加專注地去對待這些不易引起歷史研究者注意的“障礙”。

　　三、黨的空間戰略選擇

　　黨的空間戰略關系黨的事業全局。根據社會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及時地調整空間戰略，是黨奪取政權、掌握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基本經驗之一。在城市與農村之間進行的空間戰略選擇與布局，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必須面臨的重大戰略問題。在城市空間與農村空間中進行的每一次戰略調整，無論是從“以城市為中心”到“以農村為中心”，還是“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也無論是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知青大批回城”，還是改革事業從農村推進到城市，都對黨的歷史產生過深刻而全面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黨史活動原有的展開路徑與模式，衍生出了全新的黨史發展軌跡。

　　一是通過對黨在城市空間和農村空間的戰略選擇去理解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史。城市空間是現代工業文明和現代無產階級集聚的中心，不僅中國共產黨誕生于大城市，巴黎公社和俄國十月革命都發生于大城市，中國共產黨人在以城市為中心還是以農村為中心這一重大革命戰略選擇上并未能直接觸及真理。在多次進攻大城市失敗之后，中國共產黨人“被迫”轉入農村，才逐步認識到近代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只能在農村保存和壯大革命力量，以農村為中心，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黨的工作中心向農村空間的轉移，在戰略上為中國共產黨開辟了廣闊的農村革命空間，由此在廣闊的中國農村逐步衍生出“根據地—蘇區—邊區—解放區”等一系列具有戰略意義的革命空間，并且多塊根據地、蘇區、邊區和解放區之間相互配合、不斷擴展，在實踐上逐步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態勢。

　　二是通過對黨在城市空間和農村空間的戰略選擇去理解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中共黨史。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正確地指出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標志著城市空間在民主革命即將勝利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階段的戰略地位得到了及時認可，這也為以農民為主體、長期以農村為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迅速解放城市”、“較為完整地接收城市”以及“迅速開展以城市和工業為重心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認識基礎。當以城市和工業為重心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遇到困境(如就業問題、糧食問題)時，農村空間又開始成為“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隨著“文化大革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大批知識青年又開始“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5]然而，數以千萬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并沒有徹底改變農村空間的落后面貌，反而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他們“一窩蜂”返回城市，針對返城知青的就業安置還催生了“股份制”[16]，他們興辦的集體所有制企業[17]和民營企業的雛形——“個體戶”因此獲得了基本的合法生存空間。

　　三是通過對黨在城市空間和農村空間的戰略選擇去理解社會主義改革時期的中共黨史。“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國民經濟面臨嚴重困難，社會主義改革又是在農村地區率先打開了突破口。農村社會生產力的解放，不僅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大發展，也為鄉鎮企業的崛起掃清了障礙，既打開了農村空間進步發展的閘門，更為社會主義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在城市的迅速推進奠定了基礎。黨領導的改革開放事業最鮮明地體現在深圳從一個小漁村迅速崛起為“世界之窗”，成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鮮活物證”。此外，城市地區的改革發展也極大地改變了城市空間的原有形態，高樓大廈越來越多似乎總也不夠住，道路車輛越來越好卻還是擁堵，對黨領導的城市建設及時化解“大城市病”和在密布的現代化寫字樓中開展黨的建設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城市空間也開始“反哺”農村空間，為黨領導的新農村建設事業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在現今城鎮化戰略大舉推進的歷史新階段，如何進一步探尋城市空間和農村空間各自的戰略特點和彼此的戰略關聯，使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革事業能夠在劇烈變動的城市空間和農村空間得到繼續拓展，是全黨面臨的一個全新課題。

　　當然，“我們談史學研究中的空間思維，目的并不在于狹義的提倡城市研究”。[18]中共黨史研究中空間思維的運用，也可以有更廣闊的應用平臺和更豐富的研究技巧，如何使空間思維為中共黨史研究加分，仍然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目標。

　　[1]胡國勝：《紅色符號》，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頁。

　　[2][12][1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76、974、973-974頁。

　　[3]王來青：《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興衰與變遷》，《黨史文匯》2009年第2期。

　　[4][9][18]葉文心：《空間思維與民國史研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

　　[5]黎國軸：《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廣西右江的農民運動》，《廣西社會科學》1986年第2期。

　　[6]胡國勝：《紅色符號》，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頁。

　　[7]羅志田：《見之于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論與表述》，《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8]張靜如：《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頁。。

　　[10]郭德宏：《王明年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頁。

　　[11]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13]戴超武：《印度對西藏地方的貿易管制和禁運與中國的反應和政策(1950—1962)》，《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7期。

　　[15]鄭謙：《“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五題》，《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9期。

　　[16]厲以寧：《被耽誤的股份制》，《經濟觀察報》2008年第366期，

　　[17]鄧澤民：《知識青年由上山下鄉到留城安置的轉變》，《江淮文史》2008年第4期。

　　(作者單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